李尚勇（现实制度问题研究者、独立学者、《大地震临震预报的曙光》作者）
【导读】本书的理论成果有两个，一个是找到了破解地震预报制度困局的方法，构建了开放型地震预报预警制度；另一个是找到了大地震临震预报预警的有效途径，从而彻底颠覆了“地震不能预报”的主流观点。
如果这一封闭型地震预报制度再不改革，那么，将来仍然不会再有“海城辉煌”、“青龙奇迹”，相反，汶川悲剧、玉树悲剧、芦山悲剧……将会反复上演，也许、极有可能……还会撞上更大的灾难。
【特别说明】我一个三农群里的朋友读了我发的关于《大地震临震预报的曙光》的书讯后，打趣说，“这不自然科学的事情吗？跨行打劫啊！”
的确，咋一看来，我的研究分布在三农、人口与资源环境、地震预报等领域，而且，它们还的确是我的主要研究对象——这不是太宽、太滥、太不专业了吗？
其实，这里有一个“观察视角”的问题。
我的专业是经济学，长期从事经济理论的研究和教学。我青年时代花了十多年时间，研读（而不是通读）了马克思的全部经济学著作（尤其是最难“啃”的《资本论》，它是关于市场经济的最杰出的理论体系，其基本理论几乎都被现代西方经济学所证实），以及马恩的其它主要著作（那些说要读“原著”但却总是误读马克思结论的人恐怕很少有人能做到），从马克思那里获得了一把“手术刀”。因为领悟了马克思的精髓（主要但不限于市场经济理论、关注社会底层、批判现实弊端），并长期研究体制，便总想对现实有所批判，但长期无从下手。10多年前，因为一个契机，我终于找到了最适当的“切入方式”。从此，我将自己的研究领域定位于“现实制度问题”。后来，我准备出版“制度困局三部曲”，现已出版两部。
我研究三农问题是从“农民合作社制度”切入，我的学术论文《农民合作社的制度逻辑》至今仍然在三农理论前沿。有几个经济学博士就是沿着我的这个“逻辑”做博士论文。悲剧的是，有一位居然过不了他导师那一关，只好妥协。因为，我的理论超前、反传统、非主流，远不是“经院学者”能够理解和接受的。我的《三农困局》准备了近20年，但出版次序还是在《人口困局》和《大地震临震预报的曙光》之后，被我排在了第三位。因为，我觉得前两本书对中国更紧迫。
我研究“中国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紧张关系”，是从人口制度切入（中国如何走到近14亿人口的危险境地，资源环境早已严重透支），其结论与主流人口学家严重冲突。不过，学术专著《人口困局：中国能否承受人口之重》仍有独具慧眼的编辑和出版社看中出版。最近，有关部门联系我，说是要听听我的意见。在网上，该书快要脱销；有书店将其标价111元、145元（原定价45元）。
实际上，除了上述研究对象，我前些年还研究了坑人的“劳务派遣制度”、寄生的“出租车制度”、坑爹的“房地产制度”、失效的“震灾后农房重建制度”、最糟糕最要命的“地震预报制度”、等等。上述这些研究报告都进了中南海，有些直接送中央领导参阅，有些部门和地方的改革方案就出自我的研究报告。
我与清华的
在上述背景下，受汶川大地震人员惨烈伤亡的“刺激”，我开始“跨行打劫”，研究并写作《大地震临震预报的曙光：求解地震预报的制度困局》一书。
本书的理论成果有两个，一个是找到了破解地震预报制度困局的方法，构建了开放型地震预报预警制度；另一个是找到了大地震临震预报预警的有效途径，从而彻底颠覆了“地震不能预报”的主流观点。后一个理论成果是前一个成果的“副产品”，因为，在本书前六稿（2014年以前）只有前者，没有后者。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地震预报预警并不单纯只是科技问题，也不能仅仅依靠自然科学去解决；实际上，它是科学领域的‘跨界学科’，即同时兼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属性”（本书《前言》）。显然，要构建并论证本书理论体系，要求作者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要求作者具有自然科学知识储备，能够理解、解读地震预测预报的一系列科学技术问题；二是要求作者具有社会科学研究能力，能够运用制度分析方法剖析传统地震预报制度的弊端，并找到解决其“制度困局”的制度方案。
现实中的学术界，因为以下两个问题扼杀了这一科技和制度创新的可能性：一是所谓“分科专业化”造成了专业局限性，懂地震地质理论的，不懂（或不屑于）制度理论；懂制度理论的，不懂（或不屑于）地震地质理论。二是现行科研体制容不下“那些研究真问题、做真学问的人”，体制内的学者都怕“成了孤独的异类，甚至被打入冷宫”（李晗冰：《再这么玩下去，中国的科研就真没戏了！》）。于是，老天爷安排我这个不怕“成异类”，不怕“入冷宫”，并且有恻隐之心、文理兼修、有理工科背景的现实制度问题研究者“外行”，在地震领域拣了一个大便宜。
你还别不信，还真有懂地震地质理论而不屑于制度理论的。我当初申请本书课题项目被否决，其基本理由就是，“制度改进就能够预报地震了？”（一定要用疑问句式的语气来读这个问句^_^）书稿第7稿完成后，我给某高级专家介绍地震预报的“制度问题”，他一听不是他所理解的“具体制度”，而是“体制”后，便“消失”了。
如今人类的基础科学研究撞上了天花板，严肃的科研突破不容易，而相对容易取得理论突破的往往在科学学科的结合部。我只不过有些运气而已。
1976年全年，中国成功地对4个6.7~7.8级大地震作出了临震预测，并及时发布临震预报，取得了相当出色的减灾实效。但是，同年，“7•
在上述背景下，每当伤亡惨重的大地震发生，必然引发关于地震能否预报的争论。不过，争论双方都不明白，争论某次或者某个具体地震预测的正确与否，并没有实际意义。因为，离开了一定的制度平台，任何正确的“非主流”地震预测都不具有实际的减灾意义，不可能产生现实的减灾效果。所以，从根本上说，中国需要改革目前的封闭型地震预报制度，代之以开放型地震预测预警制度。这不仅可以为各种地震预测力量提供相互合作的制度平台，从而大幅度提升中国地震预测预警的整体水平，而且可以大幅度提升中国防震减灾的水平，尤其是可以大幅度减少人员伤亡。
我们必须正视现实。
从1970年代中期以来，在法律上，中国是始终坚持由国家组织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地震预测预报的国家，换言之，政府有地震预测预报的法定义务。这是我们讨论地震预测预报问题的基本前提。有了这个法定义务和基本前提，在制度层面语境下，任何“地震不能预报”的说法或者托词，在法理上都站不住。
显然，不是“地震不能预报”，而是地震在什么制度条件下能够预报预警。
本书对中国地震预报预警制度的研究结果显示，在开放型地震预警制度条件下，地震是可以预测预警的。中国一大批科学家、专家和高级官员，以及联合国有关机构及其专家也都持这种观点。更重要的是，这是中国《防震减灾法》的法理基础，是中国选择“由国家组织地震预测预报”的理论基础。
本书披露的历史细节显示，“7•28”唐山大地震以前，中国的地震预报制度是相对开放的。虽然当时的地震预测预报制度有许多缺陷，但是它仍然支撑了1975年海城地震和1976年4个大地震的成功临震预报，其中就包括1976年的“青龙奇迹”。所谓“青龙奇迹”，是指在“7•28”大地震中，虽然唐山毁灭了，24万人震亡，但唐山附近的青龙县却因为当地政府事先发布临震预报而“无一人震亡”。
当时，相对开放的地震预报制度造成的局面是，不同学科、职能的专业机构相互合作，上下地震部门纵向横向合作，充分动员地震重点危险区广大群众参与其中，所有重要地震信息都经过逐级筛选并核实（落实）后，向地震预报决策机构汇总，不同层次的地震预测报告都会同时参考主流和非主流方法，高层次地震预测报告也会同时参考官方机构和群测群防的不同预测报告。（这个局面当时是有点“乱”，但完善制度、加强管理就可以使之规范，使之运转有序。）
唐山大地震以前，中国相对开放的地震预报制度的真正缺陷在于，政府一旦发布地震短临预报，就要组织居民大规模撤离，这隐含着巨大的经济和社会风险。这是因为，在目前的科技条件下，准确预报发震时间比准确预报震中区和震级更困难。这种极端化防震避险的制度安排，理论上会较多地碰上“报而不震”或“报而迟震”的情况，这往往会带来很大的经济损失和严重的社会秩序混乱。从这个意义上说，海城地震的成功预报和“青龙奇迹”都有较大的“运气”成份，因为他们预期的大地震幸运地分别在临震预报发布9小时和44小时后如期发生。
令人扼腕的是，中国相对开放的地震预报制度并没有进步，没有向前走向完善、规范，而是出现了逆转、倒退。“7•28”唐山大地震的漏报，使国家地震局官员承受了巨大的政治和社会压力，而地震学家则内疚、痛苦、沮丧，有的还后悔，也承受着巨大压力。然而，这些压力太大，它不仅没有转变为努力向上的动力，相反，巨大的压力与地震短临预报的高难度一起，最终压垮了中国的地震预报体制。地震部门由主张“地震有前兆，可以预测预报”转向了“地震不能预报”；地震预报制度由相对开放型转向完全封闭型。最终形成了今天的尴尬局面：由主流地震学家主导的地震部门没有能力完成短期预测和临震预测（简称短临预测）任务，每一次大地震之前差不多都要出来“辟谣”，每一次大地震之后都要喋喋不休地说“地震不能预报”，而政府则一言不发，有关部门高度紧张，到处“灭火”。
其实，在技术上，当年唐山大地震完全具备发布临震预报的条件，因为当时有高质量且相当完整的长期、中期、短期和临震预测，足以支持政府的临震预报。而“青龙奇迹”其实就是这些高质量预测信息的直接受益者。
在客观上，中国地震预测分为主流和非主流两大学术派别。主流预测依靠地震物理预测方法预测地震，非主流预测采用一切可用方法预测地震。在理论上，主流预测在中长期预测方面有明显优势，在实践中也成就斐然，但他们在短临预测方面基本上无能为力、无所作为。也许，采用地震物理预测方法作短临预测是地震预测的未来和方向，但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比如一二百年，甚至更长时间，人们可能都指望不上。
与此相反，非主流预测在短临预测方面有明显优势。他们紧紧盯住地震前兆异常，利用一切手段（包括物理、化学、生物、气象以及其它有用信息）观察前兆异常，并从中寻找规律，以求提前示警。事实上，由国家地震局认可的非主流预测手段和方法有好几十种，这些方法在海城和唐山大地震时期，取得了相当辉煌的成就，并产生了实实在在的减灾实效。
不过，非主流预测想要在短临预测方面取得成功必须同时具备四个基本条件，一是需要主流预测提供中长期地震趋势以便明确短临预测的方向，二是需要多学科合作、多种手段综合运用，三是要求预测人员具有丰富的地震预测经验，四是需要众多的前兆异常监测（观察）数据。这四个条件缺一不可。
中国曾经的相对开放（半封闭）的地震预报制度基本上能够满足上述条件，这是非主流预测在1975、1976年能够取得辉煌成就的根本原因。
但是，在完全封闭的地震预报制度条件下，由主流地震学家主导的主流预测垄断了国家的地震预测预报，他们排斥并边缘化非主流预测。这样一来，中国地震预测力量事实上分裂为“主流预测”和“非主流预测”。
本书所说的“主流预测”，最初是指依靠地震物理方法预测地震（即“物理预测”，业内习惯称“物理预报”），后来为了行文方便也指主张或运用“物理预测”的科学家和专家。一般地说，主流预测主要是由地震部门在职在岗的主流地震学家和专家所组成，同时也包括非地震部门主张“物理预测”的主流科学家。
本书所说的“非主流预测”，最初是指运用非主流、非地震物理方法预测地震，即利用监测“经验性前兆异常”的方法预测地震（即“经验预测”，业内称为“经验预报”），以及主张或运用非主流“经验预测”方法进行地震预测的科学家和专家。后来，由于中国地震预报体制越来越封闭，甚至连退休、离岗或不在地震预测岗位的主流地震学家也被边缘化，并被排斥在地震部门的地震预测之外。所以，本书所说的“非主流预测”既包括非主流“经验预测”方法，也包括使用“经验预测”方法的地震预测科学家、专家（含民间专家）和所谓的群测群防，还要包括非在职、非在岗的主流地震地质科学家和专家。
这种分裂造成了如下严重局面：
（1）“主流预测”排斥并边缘化“非主流预测”，最终使自己完全失去了短临预测能力。这便是他们喋喋不休地说“地震不能预报”的根本原因。而事实上，在现有科技条件下，采用地震物理预测方法的“主流”地震学家的确无法判断短期或临震趋势，无法作出具有减灾实效的地震短临预测，尤其是临震预测。
（2）“非主流预测”失去了自身多学科合作和与“主流预测”合作的制度平台。这使他们失去了上述四个基本条件中的三个条件（仅剩经验丰富一条）。没有中长期地震预测为他们指明短临预测方向，没有多学科合作、多种手段综合运用的组织和制度条件，没有数量和密度足够的监测台站，所有非主流预测“单兵作战”或“孤军奋战”所作出的短临预测几乎都没有实际减灾意义。因为，任何机构都不可能仅凭这样几个零星的短临预测报告就发布短临预报示警。这就是为什么“青龙奇迹”之后40年，所有非主流预测所作出的短临预测几乎都不再成就真实减灾实效的根本原因。
上述严重局面造成的严重后果是，中国地震预测整体水平大幅度下降，且远低于1975—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期。
现有资料显示，自唐山大地震漏报以来，中国近40年来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地震预测有生力量已经并且正在被削弱！
如果这一封闭型地震预报制度再不改革，那么，将来仍然不会再有“海城辉煌”、“青龙奇迹”，相反，汶川悲剧、玉树悲剧、芦山悲剧……将会反复上演，也许、极有可能……还会撞上更大的灾难。
本书首先要展现给读者的是，1976年唐山大地震漏报以后，中国地震预报所陷入的那种难以言状的尴尬局面。
一方面，国家坚守着地震预报体制，并为之投入了大量的人物财；另一方面，每当发生死伤惨重的大地震，政府又对地震预报三缄其口。同为地震部门的官员、科学家，在不同背景、不同年份、不同场合、不同地点，他们的说法相互矛盾。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今天，人们很容易就搜出一串历史资料令政府公信力蒙垢，令科学家尴尬。
在具体工作层面，一方面，中国的地震学家和地震工作者兢兢业业，为地震预测做了大量工作，并取得过一系列令国际同行羡慕的辉煌成就；另一方面，他们自己又反反复复地强调，地震从本质上讲不可预报。面对大地震造成的惨重伤亡，他们往往要小心避开那些曾经的辉煌，绝口不提地震预报，处处小心保护自己的身份。
在科学研究层面，搞地震研究的不去研究地震预测，反而像躲瘟疫般地远离预测预报；在整个地震学术界，不以预测研究为荣，反以预测预报为傻；在应用研究层面，专家们有了地震预测，却总是见不到政府的预报，预测成功的地震专家永远只是幕后英雄。
世界级的科学难题、低比例的准确预报率，令科学家们左右为难，有了数据不出预测说不过去，可提出预测又不敢打保票。
政府拿了科学家的预测也是左右为难。发了预报，万一它不震呢？可不发预报，万一又震了呢？据说，3次误报的损失等于1次地震损失。好多时候，拿了预测不发预报，它却流传出去成了谣言。这谣言引起社会秩序混乱，可政府刚刚辟谣稳定了人心，那地震它又真的发生了。
如此这般的尴尬局面，令人唏嘘。
然而，事情本来不该是这样！这一切的历史根源，在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而它的制度根源，却在中国地震预测预报制度本身。
让我们从中国地震预测预报的起点说起。
……
著名地质学家刘小汉研究员，地震预报一线地震学家郑大林研究员，分别为本书作序，并对本书有颇高的评价。他们认为：若能满足本书理论框架的技术和制度条件（在书中表述为“一系列技术条件和与之配套的一系列制度条件”），那么，在现有科技条件下，利用现有地震预测技术，完全有可能实现大地震的临震预报。
微信公众号（“李尚勇说困局”）将发表与该书有关的一系列文章，并将陆续发表《解读本书背后的真相（系列）》，详见下面部分预告。敬请关注阅读。
—————————————————
《大地震临震预报的曙光》系列文章（预告）
—————————————————
《引言：制度逆转造成中国地震预测力量的分裂》
《后记：地震预报体制改革需要等待一个历史机遇》
—————————————————
《解读本书背后的真相（系列）》
—————————————————
《本书被迫删除的第7章》（订阅）
《中国科学家成功预报海城地震的真正原因》
《1976年4个大地震成功实现临震预报的真正原因》
《揭开唐山大地震漏报的终极迷底》（订阅）
《汶川大地震漏报的制度原因和技术细节》
《几十来一系列大地震漏报的技术和制度原因》
《公开地震信息的社会风险问题辨析》
《大地震临震预报预警的有效途径》（订阅）
《谈谈民间群测群防的制度改进方式》
……
0
推荐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