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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生育率陷阱”之说很可能是个陷阱

《人口困局》作者 李尚勇

 

【导读】1950—1970年形成的人口总量(8.3亿人),决定了中国未来 “人口高位运行”将超过100年的格局,并且,这一人口过度膨胀的格局在随后的100年中均不可更改。由这一格局所决定的资源环境与人口紧张关系,随着时间推移,只会更严峻,不会缓解,更不可能逆转。中国今天的命运(比如资源透支、环境恶化),在50年前的那个“20年”就已经注定了!

从这个“20年”所“铸”成的人口趋势可知,成亿出生人口的堆积(在今天1700万出生人口的水平上只需要5、6年),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其后果绝非人力所能改变。

 

说明:考虑到部分网友是第一次阅读我的文章,所以需要补充一些相关内容,但这样一来,有些内容与之前的文章便有些重复,这只能请网友原谅。若你已经读过相关内容,请跳过它们,直接读后面的内容。

 

2017年新年伊始,关于“全面两孩生育远低预期”的言论充斥于互联网。

先来看对出生人口的判断:

国家卫计委的官方信息是:“2016年出生人口将超过1750万,大致相当于2000年前后的出生的人口规模,与全面两孩政策出台时的预判基本吻合”。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认为:“全面两孩政策的实施将使中国总人口规模的峰值延后3年左右,于2028年前后出现,达到14.50亿人,比维持原来较严格的生育政策下的峰值人口多3500万人”。(记者张尼:《“全面两孩”实施满一年 哪些问题你最关心?》,中国新闻网,2017年1月1日)

有媒体列出了此前的机构预测数据:“各方预计从400万到七八百万不等”,“即使是最保守的预测,2016年增加的出生人口也会超过200万”。于是,2015年出生1650万人,“(2016)1年(仅)多生100万远低预期”的说法出现。(记者王羚:《全面两孩1年多生100万远低预期 有计生领导存抵抗心态》,新浪网转载《第一财经日报》,2017年1月10日)

媒体最为津津乐道的是“民众生育二孩的意愿并不强烈”:“全国妇联日前(2016年12月)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有生育二孩意愿的为20.5%,不想生育二孩的为53.3%,不确定是否生育二孩的为26.2%。也就是说,有一半以上的一孩家庭没有生育二孩的意愿”。(盘和林:《“生二孩”背后是一连串经济学问题 》,《中国商报》2017年1月6日第 2版)之后,关于“全面两孩政策的实施出现了‘想生的生不出,生得出的又不愿意生或者不着急生’的错位”的说法也随之出现。甚至有记者推测:“有计生领导(对全面二孩政策)存抵抗心态”,“原因很简单,就是改革之后还有没有位子”(这话太“阴”)。(记者王羚:《全面两孩1年多生100万远低预期 有计生领导存抵抗心态》)

最后,逻辑落脚点出现了:鼓吹放弃人口控制的基本国策,甚至鼓励生育。例如,“不要止步于全面两孩,而应尽快放开生育限制,把自主生育权还给民众”。(记者王羚:《全面两孩1年多生100万远低预期 有计生领导存抵抗心态》)

其实,在之前,2016年底,易富贤已经宣布“中国确实已经陷入超低生育率的陷阱”(易富贤:《如何评估中国全面二孩政策?》,FT中文网,2016年12月26日);稍早一点,2016年10月,部分主流人口学家也提出,为避免落入“低生育率陷阱”,中国未来可能需要进一步放宽生育限制,甚至取消生育限制(蔡昉、张车伟:《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1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10月)。

但现实问题在于,中国现实的生育率一直是一本糊涂帐:中国官方于2010年人口普查和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获得的总和生育率数据分别为1.18和1.05。这简直是“笑话”。一再出现的这种“笑话”充分说明,无论官方普查和调查的态度是多么地诚恳(承诺不与生育政策挂钩),但是,大量普通老百姓作为低收入人群始终“以不变应万变”,仍然以极度不信任的态度应付任何形式的官方调查。

其实,笔者非常赞同以下观点:“在人类目前这一发展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生育率会随着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而有所降低”。目前,在中国城市人群(俗称“城里人”)中的确出现了这种情况,但对现实的中国来说,以下三点至关重要:(1)中国目前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很不平衡,城乡差异很大;(2)城里人的生育意愿并不能够完全代表另外超过半数国民(农民和其它低收入人群)的生育愿望;(3)中国现实的出生人口总量太大(每年出生一个千万级人口国家的人口),他们对总人口的推动作用绝不可低估。

鉴于以上情况,笔者认为,中国是否存在“低生育率”尚且存疑,而“低生育率陷阱”之说很可能是个陷阱。

具体数据留给下一篇文章(《人口高位运行“软着陆”与“硬着陆”》),本文先请诸位“直观地”看看中国出生人口的“威力”。(见下图)

(1)1950年中国总人口5.5亿人,1950—1970年的20年间,中国总和生育率平均6.1(个孩子/妇女),最高7.5,一共出生4.8亿人,减去死亡人数后,20年净增2.8亿人,总人口达到8.3亿。

更要命的是:这一时期形成的这一人口总量(8.3亿人),决定了中国未来 “人口高位运行”(指10亿到14亿人口)将超过100年的格局,并且,这一人口过度膨胀的格局在随后的100年中均不可更改。由这一格局所决定的资源环境与人口紧张关系,随着时间推移,只会更严峻,不会缓解,更不可能逆转。中国今天的命运(比如资源透支、环境恶化),在50年前的那个“20年”就已经注定了!

(2)1980年,因为1970年代推行“温和计划生育”后生育率和出生人口强力反弹,中国当局非常明智地开始“严厉计划生育”,强制推行“独生子女政策”。尽管如此,1980—2010年仍然出生了5.97亿人,30年间总人口净增3.54亿,中国人口趋势顽强地向13亿、14亿一线延申。

幸好之前有40多年的计划生育和30多年的基本国策,1970—2010年因此少出生了4.7亿人;假如没有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中国总人口会在2010年突破18亿,后果不堪设想。(《人口困局》第255页)

(3)2010年之后,中国出生人口在1500万人—1700万人的水平上开始止跌回升。与过去相比,今天的0—14岁儿童生存率和老年人口寿命都空前地高,尤其是比那个铸成今天人口格局的“前20年”高得多。然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却开始动摇:

一方面,主流人口学家判断失误,错误地认为“进入21世纪后,中国人口的主要矛盾已由人口总量问题转向人口年龄结构问题”,“中国面临的最大人口风险已不再是总人口失控,而是过度的人口少子化和老龄化”(郭志刚:《重定中国生育政策》,《中国改革》,2012年第4期),并推动政府调整人口政策,放松人口控制,试图以此调整人口结构,增加劳动人口,应对老龄化(这实际上是对老龄化的过度反应,而试图通过多生孩子去增加劳动人口从而改善人口结构,无疑于“饮鸠止渴”。见《李尚勇:为什么“多生孩子以改善人口结构”是错误的?》)。

2016年出生人口突破1700万大关,大致与2000年的出生水平持平。如果维持这样的出生水平,甚至还有所突破(搞不好,如今的出生人口数量也与生育率数据一样,被低收入人群忽悠而偏低),那会不会继续抬升中国人口趋势,以至错过“人口趋势向下”的拐点?笔者不得而知。

笔者知道的是,我们各类媒体(尤其是由一批涉事不深的年青人主导的主流媒体)推波助澜,给管理层施加压力,极有可能“坏”事。

另一方面,有一批人喊出“即便中国人口真的达到15亿、甚至20多亿,粮食也不是问题”(易富贤《大国空巢——反思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以及“中国人不是生得太多,而是生得太少了”,“中国人可以多生!需要多生!”(梁建章、李建新《中国太多了吗?》)等等蛊惑人心的口号,竭力鼓吹放弃人口控制、鼓励生育。

而部分主流人口学家也提出,“需要进一步放宽生育限制,甚至取消生育限制”;主流媒体则反复呼吁,“应尽快放开生育限制,把自主生育权还给民众”。

这一切,会将中国人口趋势推向何种方向,笔者拭目以待。

但是请记住:历史极有可能又到了一个“20年后看严重后果”的节点,但历史已经没法再给我们民族一个“1980年代”那样的机会了。

这是一个犯错就没法改正的“人口棋局”!看看50年前那个“20年”所“铸”成的人口趋势就知道,成亿出生人口的堆积(在今天1700万出生人口的水平上只需要5、6年),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其后果绝非人力所能改变。

*                   *                  *

2015年10月,《中国青年报》采访了30多年前“一孩政策报告”起草人,采访记者报道说,计划生育政策当初(1980年)定的就是只搞30年,如今30年大限已到,人口政策应该调整。(记者何林璘等:《计生政策:定的就是只搞30年》,《中国青年报》,2015年10月30日,第01版)

从方法论上说,这是一种将复杂问题简单化的思维方式:60年前,认为“人多力量大”,鼓励生育,并错误批判马寅初(马寅初在离任会上说,20年后看严重后果),结果1980年代初总人口过10亿;30多年前,因为国民的吃穿住行、文教卫和就业“都遇到越来越大的困难”(《1980年关于控制人口增长的公开信》),遂开始“严厉计划生育”,实行“一孩政策”(这无疑做对了!);如今,资源环境与人口的紧张关系比30年前更严峻,却要兑现30年前“计生政策只搞30年”的“承诺”?!

其实,在上述专访报道中,年轻记者混淆了“计划生育”和“严厉计划生育”两个概念。广义的计划生育是从1971年开始的。当年,因为全面实施以“两个正好”为指导意见的“温和的”计划生育政策(完全自愿自主),卓有成效地将1970年以前平均6.1(个孩子)的总和生育率降低为1980年的2.24。尽管如此,1980年总人口仍然接近10亿,且10年净增1.7亿,增长了20.7%,“这令决策层深感不安”,于是才有了1980年开始的以“独生子女”为基本原则的“严厉计划生育”。(《人口困局》第257、258页)

与强制实施“独生子女政策”的1980年代初相比,如今中国近14亿总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不是比30年前更小、更轻,而是更大、更严峻了。这是任何一个生活在中国的有理智的人都不会否认的。

30年前,国人有蔚蓝的天空、洁净的空气,洁净、健康的饮用水,当年最突出的生存问题是“吃不饱”,当然,也没有高物耗、高能耗、高污染的“现代生活”。

30年后,半数国人过着所谓“现代生活”,但资源严重透支,环境严重污染:

表面上,国人都吃饱吃好了,但实际上,我们是用大量化肥、杀虫剂、除草剂、动植物激素、抗生素和农膜生产食物,这导致几乎所有食物都带毒,而且食物品质大幅度下降。

在如今生态全面失衡的情况下,全面停用化肥农药会招致多大的减产?现在喂激素,生猪3个月出栏上市,鸡鸭1个多月上市;若停用激素,生猪、鸡鸭需要1年才能上市。算算,全年肉类供应会减少几成?后果会怎样?

目前,外贸成为中国“卡脖子”的行业。在就业方面,有近2亿人依靠外贸维系(新华网:《我国外贸直接和间接带动就业人数1.8亿》,2015年6月16日);进口方面,不仅半数以上石油依靠进口,而且进口农产品数量折算成耕地面积,大约相当于中国现有耕地面积的一半。

在水资源方面,中国有35%的人口生活在“水资源最为紧张”的地区(黄淮海三大流域);北方13省市缺水区人均水资源仅与南非相当(南非人均水资源全球排位倒数第27位);有11个省区市的人均水资源低于“水稀缺”阈值水平,这与沙漠国家的人均水资源水平相当;全国严重缺水的城市有300多个,占城市总数的56%”。(《人口困局》第81、82页)

在能源消费方面,中国是全球能源第一消费大国,其中,超过70%是煤炭。

在环境方面,中国已经形成全国城乡范围内的大气、水体和地面的立体、全面污染局面;国人基本丧失了“蔚蓝的天空、洁净的空气”;有2/3国人失去了“洁净、健康的饮用水”;而且,日益严峻的环境污染已经临近触发大范围环境危机的边缘。

这一切,与30年前实施“严厉计划生育”的资源环境情况相比,是更严峻了,还是缓解了?近14亿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巨大压力,比30年前是更大,还是更小?

如果读者生活在中国且足够理智,那就应该想想:在中国资源环境与人口紧张关系如此异常严峻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要“尽快放开生育限制”,甚至还要鼓励生育?

*              *              *

目前,中国人口趋势来到“三岔路口”,人口高位运行是“不着陆”、“软着陆”还是“硬着陆”,决定了未来中国的命运,需要高度关注。

专家学者请参阅后续内容:《人口高位运行“软着陆”与“硬着陆”》;普通读者和“打酱油”的学者请参阅后续内容:《为什么总是低估了治污的艰难程度》。

 

2017年1月16日

 

 

附:“中国大困局:资源•环境•人口”系列文章

人口篇:

放弃人口控制的“基础理论”错在哪里?

为什么“多生孩子以改善人口结构”是错误的?

《联合国预测中国人口趋势的两个版本比较》

《人口困局》一书的论证逻辑

《积极引导公众走出“放松人口控制”误区》

 

 

资源环境篇:

《根治雾霾的两个根本办法》

《中国环境形势有多严峻》(发表在《中国改革》2014年第4期)

《水污染才是中华民族的心腹大患》(发表在《民主与科学》2015年第4期)

《“生态城市”环境恶化说明什么?》(发表在《民主与科学》2016年第1期)

《徐孟加们垮台了,但污染仍在继续!》

《滥用抗生素的严重后果超乎你的想像》

《细菌耐药性形势急转直下的对策》

《2020年GDP能够再翻一番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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