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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震临震预报的曙光》作者:致高级专家和政治家——附:本书后记

李尚勇(现实制度问题研究者、独立学者、《大地震临震预报的曙光》作者)

 

【导读】本书是地震预报制度的“顶层设计”,是在国家层面上,讨论如何有效组织大地震的临震预报预警,以便切实有效地大幅度减少人员伤亡,实现真实的防震减灾。同时,本书找到了大地震临震预报的有效途径,从而使大地震临震预报预警成为可能。

(一)

我在本书前言说过,笔者不是地震专家,本书也不是要教人预测地震,我是现实制度问题研究者,碰巧有理工科背景,所以研究了地震预报这个“跨界学科”(本书“前言”指出:“地震预报预警并不单纯只是科技问题,也不能仅仅依靠自然科学去解决;实际上,它是科学领域的‘跨界学科’,即同时兼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属性”),主要研究了地震预报预警制度和大地震临震预报预警的有效途径。

从根本上说,本书是在国家层面上,讨论如何有效组织大地震的临震预报预警,以便切实有效地大幅度减少人员伤亡,实现真实的防震减灾。按现在流行的说法,这便是地震预报制度的“顶层设计”。正因为如此,本书“献给能够引领中国地震预报走出制度困局的政治家”。

根据本书的定义,大地震的短临预警和临震预警是由预测机构或地震部门公开发布,由公众自主决策防震避险。然而,当大地震临震预报具备充分必要条件,且由基层政府主政官员决策决断时,大地震的临震警报便从通常意义上的“临震预警”(由公众自主决策防震避险),转变为“临震预报”(由政府决策防震避险)。这便是本书的理论体系称之为“大地震临震预报预警体系”的主要原因。(详见本书第8章,参见文后“附录”)

虽然,采用地震物理方法精确预报地震是大地震临震预报的最理想方式,但是,由于人类的认识局限性,这种理想的临震预报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比如一二百年,甚至更长时间,人们可能都指望不上。

于是,中国科学家从1960年代中后期开始探索,通过监测“地震前兆异常”,依靠积累预测经验,进行“经验性地震预测”,以便实现大地震的短期和临震预报。可喜的是,中国科学家在1970年代中期,将这种“经验性地震预测预报”的设想变成了现实。1975—1976年,中国科学家、地震专家与地方政府合作,利用“经验预测”成功实现了5个6.7~7.8级大地震的临震预报,取得了非常显著的减灾实效。

主流科学家主张探索地震物理方法预测地震(即“物理预测”),其实就是想采用地震物理方法找到“确定性地震前兆”。所谓“确定性前兆”,是指“有震必有此兆,有此兆必震,无一例外”。

本书的研究显示,所谓“地震前兆”很可能并不象那些主流地震学家主观界定的那样,表现为某种单一的“确定性前兆”。相反,在现有科技条件下,所谓“地震前兆”,极有可能是一个在较大时空范围内表现为中期、短期和临震异常相互区别又相互衔接的“前兆异常集合”。同理,所谓“临震前兆”极有可能是一个临震性质的“前兆异常集合”,它是一系列中短期性质前兆异常持续发展的后果和高潮。众多震例显示,这个“临震前兆异常集合”往往种类多、数量大,问题只在于“你捕捉到了多少”。(《大地震临震预报的曙光》第385页)

上述情况已初步显示,现有科技条件下的经验性地震预测预报不是一个单纯的科学技术问题,相反,它需要一个与现有地震科研水平相适应的制度平台,需要通过系统、严密、精心的组织,才能具有减灾实效。本书的主要目的正在于此。

根据本书的研究,要利用“经验预测”实现大地震的临震预报(预警),需要同时具备“一系列技术条件和与之配套的一系列制度条件”。而1975—1976年之所以能够成功预测预报,就是因为当年的基本技术条件和具有“半封闭特点”基本制度条件能够满足“经验性预测预报”的最低要求。

如今,在现代科技条件下,支持“一系列技术条件”的科技基础已经相当雄厚,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监测各类前兆异常的仪器及其理论越来越成熟、实用,而且监测对象广泛;二是地震预测相关信息的处理和传输因为计算机和互联网的普及而发生了革命性的进步。

本书的研究显示,中国的地震预测水平表现为一种综合优势。

首先因为研究方法的分歧(物理方法、经验性前兆),继而是利益纷争,中国地震预测力量事实上分裂为“主流预测”和“非主流预测”。在海城地震和唐山地震时期(1975—1976年),这两种地震预测力量还能够维持相互合作的局面,因此,那一时期的地震预测水平还能够保持一种综合优势。此后,由于唐山大地震漏报引发制度逆转(由“半封闭”转向“完全封闭”,并声称“地震不能预报”),这种综合优势逐渐被削弱。不过,因为有一批从唐山大地震时期摸爬滚打、探索实践走过来的地震学家和地震专家的坚持、努力,这种综合优势一直保持到了20世纪末。(尽管1976年唐山大地震以后的18年间,6级以上地震不再有具有减灾实效的临震预报,但是,1995年云南孟连边境7.3级地震和1997年新疆伽师强震群的两组6级以上强余震实现了这种性质的临震预报,1998年云南宁蒗6.2级地震实现了有减灾实效的短期预报。)

目前,由于封闭型地震预报体制“走极端”,排斥并边缘化“非主流预测”(其中包括退休离岗的主流地震学家),严重削弱了中国地震预测的综合水平。不过,如果这一体制能够再次逆转(即逆转之逆转),由“极端封闭型”走向“开放友好型”,“主流预测”和“非主流预测”携手合作,那么,中国地震预测的综合水平便会快速提升。这具体表现为:主流预测(地震部门)虽然在短临预测(尤其是临震预测)方面无能为力,但却拥有中长期预测优势,事实上,(除了例外,如汶川地震)他们的中长期预测和年度预测40多年来都做得很出色;而非主流预测的优势正在于短临预测,尤其是临震预测。双方取长补短,综合优势明显。

目前,随着科技进步,尤其是微电子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非主流预测方法和群测群防的简易仪器,不仅有了更多的扩展,而且有了更高的技术含量。

例如,非主流预测方法从最初关注地下(如地应力、地电阻、地电场、地磁、地下水),到关注天上(如气象、天文),再到关注空间物理参数(如次声波、磁暴)。可以预见,如果利用“经验性前兆异常”预测地震的“经验预测”得到重视,将会有更多的物理化学参数被地震学家关注。这应该是一个不断扩展、筛选、淘汰和确认的过程。随着实践的深入、经验的积累以及认识的深化,地震学家会逐渐锁定那些对于地震前兆异常具有重要意义的一系列物理化学监测项目,从而形成更为可靠的短期和临震预测方法和手段系列。

另一方面,科技进步大大提升了包括群测群防在内的非主流预测的技术水平。过去,群测群防的“土仪器”采用人工观测,手动计算;今天,这些“土仪器”早已鸟枪换炮,它们大多采用了当代先进技术,如高技术芯片技术、存储技术和计算机技术。在计算机和互联网高度普及的今天,监测数据的集中处理、实时共享,早已实现,这大大提升了群测群防的监测预测能力。

毫无疑问,中国在地震短临预测方面已经远远走在世界前面。因此,大地震临震预报预警的“一系列技术条件”所需要的科技(基础)条件已经具备。

尽管如此,本书理论体系并不支持“非主流预测”(包括各类研究机构、学术组织和民间群测群防在内的民间地震预测)担当实现大地震临震预报预警的重任。尽管民间地震预测力量为大地震临震预报预警准备了重要的技术条件,但是,他们并没有条件也没有能力独立担此重任。(后续文章会详细说明这一点)

在本书关于地震预报制度的“顶层设计”中,必须通过政府去组织大地震的临震预报预警。在国家层面,需要通过开放型地震预报体制改革去为临震预报预警的“一系列技术条件”创造“与之配套的一系列制度条件”,同时为主流预测(地震部门)和非主流预测(民间地震预测力量)的技术合作搭建制度平台;在地震现场(即地震重点危险区),大地震的临震预报预警只能由(县域)基层政府去组织实施,笔者将其称为“地震现场的防震自救”。

显而易见的是,开放型地震预报制度的建立和全新的大地震临震预报预警的组织方式,不仅会对传统地震预报体制及其观念带来很大冲击,而且还会引发相关利益的重大调整,因此,推行并实施新体制的阻力会很大。根据中国30年改革经验,如此重大的利益调整前,需要先行试点。只有在试点中取得制度组织经验并产生明显的减灾实效后,全面推广开放型制度才会产生水到渠成的效果。

(二)

不止一位专家甚至是高级专家对我说,你简单概括一下你这本书的理论要点。我一般会对他说,如果一定要概括,我只能这样说:“若能满足本书理论框架的技术和制度条件(在书中表述为,一系列技术条件和与之配套的一系列制度条件),那么,在现有科技条件下,利用现有地震预测技术,人类今天就可以实现大地震的临震预报预警。”

能不能再简单、明了一点呢?我说,不能。因为,仅给出一个简单的结论,人们会想当然认定为谬论。人们被误导了几十年,这弯子一下子不容易转过来。

比如,中世纪的人都认可“地心说”,因为主流社会都这样说,并且也与他们的生活经验相一致(天体好像都是围绕着地球在转动)。若有人直接告诉他们“地球围绕太阳转动”,人们一定会说他胡说。这不,17世纪刚开端,乔尔丹诺·布鲁诺便因为宣传并且坚持“日心说”被宗教裁判所判为“异端”,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而罗马教皇宣布为布鲁诺平反,则是在近400年后的1992年。

因此,对于如此复杂的问题,不能仅仅给出一个看上去“简单明了”的结论。

你想要了解本书关于大地震临震预报预警的“有效途径”,了解其中的“一系列技术条件”,你需要去读第9章;你想要了解“与之配套的一系列制度条件”,你需要去读第10章;你要判断第9、10章表述的理论体系是否论证充分,是否具有现实意义,是否能够指导大地震的临震预报预警实践,你得去读第1~8章;若你想知道封闭型地震预报制度怎样造成一大批科学家行为扭曲,你需要去读出版时被删掉的第7章,并从中理解为什么“1976年以来40年,除了例外(个别团队的努力),7级左右以及7、8级大地震再无成功的临震预报”。(注意:因第7章被迫删除,书稿的第8、9、10章,便成了本书的第7、8、9章)

更重要的是,本书关于“大地震临震预报预警有效途径”的认识,还只是一个理论体系、理论框架、理论构想,它还需要等待“大地震临震预报预警”的实践去检验。只有通过“试点”并切实取得大地震减灾实效,该理论才会真正站住脚。

作为本书作者,笔者当然有相当的自信:在满足本书理论框架的“两个一系列”技术和制度条件的情况下,这一“试点”的成功是大概率事件。

用实践去检验理论,科学史就是这样一路走过来的。

当初,爱因斯坦为他的“广义相对论”(关于引力与时空相互关系的理论)给出的可供检验的预言是“光线通过太阳附近会弯曲”。虽然政府官员、上流社会和公众没人搞得懂他那“用最高深数学知识构建起来的最精致的理论模型”,甚至科学界也没有多少人能够真正弄懂,但是,人们相信预言是可以检验的,于是万众属目,等待“光线弯曲”的检验结果。从1919年的“伪证”(注意:不是“证伪”),到1991年“以万分之一的精度证实”,“光线弯曲”终于得以确认。

不过,爱因斯坦自己对“广义相对论”十分自信。他早在1914年(“广义相对论”正式发表的两年前)就说,“无论日食观测(检验光线弯曲)成功与否,我已毫不怀疑整个理论体系的正确性”。他自信,他用高深数学论证的理论体系所具有的“内在的简单性和统一性”保证了其“正确性”。(钮卫星:《从光线弯曲的验证历史看广义相对论的正确性问题》,《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

科学理论的诚实研究者应当有此自信!

本书是小人物的小理论,岂能与大师的宏大理论相比,不过,其理相通。就解决“大地震临震预报预警”的“有效途径”来说,我的研究历时10年,并且与功利绝缘,自信诚实,因此还是有相当自信的。

本书通俗易懂,没有地震地质理论基础的普通读者同样可以读懂。只要有耐心、循序渐进(而不是胡乱一翻),跟着我的思路走一遍,孰是孰非不辩自明。

当然,我最期待的还是有一个体制改革“试点”,并取得大震减灾实效。因为,如此一来,不仅我的理论体系得到实践检验,开放型地震预报制度改革也可以顺势推进,也许,全世界受大地震威胁的人们都将因此而受益。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书不是教科书,并不是按照理论层次设置结构。本书记录了笔者对于大地震短临预测预报有效途径的认识过程,实际上也就是笔者探索大地震临震预报预警切实可靠解决方案的完整过程。我想,在“地震不能预报”已成为主流观点的情况下,这应该也是读者认识和理解这个问题应该经历的过程。

将来,当本书的理论体系被大地震短临预报预警的实践证实以后,若有人要将其改编成教科书,宜用《大地震临震预报预警组织学》作为书名。

谢谢你的阅读!

2018年11月8日于钟山斋

 

(纸质媒体刊用以上内容,需要作者授权。)

 


在众多地震地质科学家的支持和帮助下,本书找到了大地震临震预报的有效途径,从而彻底颠覆了“地震不能预报”的主流观点。

著名地质学家刘小汉研究员,地震预报一线地震学家郑大林研究员,分别为本书作序,并对本书有颇高的评价。他们认为:若能满足本书理论框架的技术和制度条件(在书中表述为“一系列技术条件和与之配套的一系列制度条件”),那么,在现有科技条件下,利用现有地震预测技术,完全有可能实现大地震的临震预报。


附录一:本书后记

 

地震界的“拨乱反正”早该在改革开放初期、随各行各业的“拨乱反正”一起完成,但是,由于历史原因这一改革并没有完成。这些历史原因主要有四,一是唐山的伤亡惨重与“青龙奇迹”无一人震亡反差太大,二是当时的主流预测已经牢牢控制了话语权,三是地震预报制度“逆转”的恶果还没有表现出来,四是地震预报制度改革的重要性、紧迫性与其它政治、经济领域相比还是显得比较“轻”一些、次要一些。

由此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主张“地震不能预报”的主流预测坐大。在其主导下,中国地震预报制度越来越封闭,越来越走极端,而耗资越来越巨大且越来越庞大的地震监测系统也因此而越来越远离地震预测预报,这将现实和潜在的地震危险区置于越来越危险的境地,因为这些地震重点危险区的人口密度越来越大。

汶川大地震漏报是中国地震预报制度“逆转”且越来越封闭的直接后果。但大震之后,主流预测的话语权受到挑战,“地震不能预报”的说辞受到强烈质疑,“青龙奇迹”和非主流预测对汶川大地震的一个个出色预测,逐渐为公众所知晓。这一切受益于社会进步和互联网发达。

眼见相继发生的一系列大地震漏报悲剧,且面对大地震的现实和潜在威胁,一方面,人们越来越多地加入非主流预测的行列,或者安装仪器自主监测,或者成为其志愿者;另一方面,人们在等待,等待中国地震预报制度的改革,等待这个封闭型制度的再次“逆转”,即逆转之逆转。

甚至在地震界内部,越来越多的地震学家和专家也开始意识到,问题出在制度上,而且是基本制度存在严重问题,于是,改革封闭型制度的呼声开始出现。不过,这些声音很微弱,而且很不自信,他们甚至怀疑能否“改”得了。毕竟,人们面对的是一个已经经营多年的“主流”。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笔者涉足地震预报制度改革,想为人们期待中的这个改革提供理论基础。本书的写作使笔者有机会实现这个愿望。但是,笔者知道,要真正启动并完成地震预报制度改革还需要等待一个历史机遇。

于是,笔者为本书的写作设定了一个目标,这就是:当出现历史机遇,若有哪位政治家想要改革中国的封闭型地震预报制度,他读我的书,就知道这个制度的重大缺陷在哪里,需要如何着手重建制度,以及如何建立一个具有减灾实效的开放型地震预测预警制度。

笔者欣慰的是,随着书稿杀青,自己已经实现了上述目标,并可以将本书“献给能够引领中国地震预报走出制度困局的政治家”了。

现在,笔者所能做的,就是等待。也许,需要等待人们“痛定思痛”。

 

2008年9月初稿(论文)

2009年5月6日五稿

2015年12月5日七稿

2016年5月12日定稿于钟山斋


   

附录二:

本书严格区分了“地震预测”、“地震预报”、“地震预警”和“地震报警”等概念。

地震预测是科学家个人、专业人士或专业机构的行为,是他们对未来地震活动趋势或者未来地震要素(包括时间、地点、震级或深度)的判断。

传统的地震预报是政府行为,是指政府依据科学家个人、专业人士、专业机构或者政府地震部门的地震预测向公众示警,其后果往往意味着政府要采取极端化措施,组织居民大规模撤离建筑物。地震预警没有这个后果。

地震预警是地震部门或专业机构、科学家个人和专业人士,通过法定渠道和形式向公众发布地震短期或临震预测信息。地震预警不是政府行为,它的目的不再直接指向采取极端化措施组织居民大规模撤离,而是为公众自主防震避险决策提供权威依据。地震预警是在“地震发生前”向公众示警。

地震报警是利用“地震快慢波时间差”,在“地震发生后、震灾发生前”向人们示警。(地震波分为快波P和慢波S两类,快波速度快但破坏力小,慢波速度慢但破坏力大。地震发生后,P波先于S波到达地面,故可以利用“快慢波时间差”报警,但这对于震中区无效。)

近几年,中国学术界、地震界和地震部门将“地震报警”说成是“地震预警”,这一逻辑错误有主观故意之嫌,并且,其背后的动机可疑。

(参见《明辨是非:“地震预警”一词的滥用应该纠正》

 


    微信公众号(“李尚勇说困局”)将发表与该书有关的一系列文章,并将陆续发表《解读本书背后的真相(系列)》,详见下面部分预告。敬请关注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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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震临震预报的曙光》系列文章(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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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震临震预报的曙光:四级详目》

《明辨是非:“地震预警”一词的滥用应该纠正》

《刘小汉-推荐序:实现人类防震减灾的百年梦想》

《郑大林-推荐序:希望本书能一石激起千重浪》

《前言:让人们看见大地震临震预报的曙光》

《引言:制度逆转造成中国地震预测力量的分裂》

《后记:地震预报体制改革需要等待一个历史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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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本书背后的真相(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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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有效途径”的艰辛过程难以言表》

《本书被迫删除的第7章》(订阅)

《中国科学家成功预报海城地震的真正原因》

《1976年4个大地震成功实现临震预报的真正原因》

《揭开唐山大地震漏报的终极迷底》(订阅)

《汶川大地震漏报的制度原因和技术细节》

《几十来一系列大地震漏报的技术和制度原因》

《公开地震信息的社会风险问题辨析》

《大地震临震预报预警的有效途径》(订阅)

《谈谈民间群测群防的制度改进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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