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尚勇（现实制度问题研究者、独立学者、两部“制度困局”作者）

【导读】今天是12月1日，张庆洲先生离世9天；若他在世，今天是他66岁的生日。我上网搜了一下，所有媒体（包括唐山）全体缺席了这一重要事件！这极不正常。

张庆洲这个名字是人类地震预报史上的一个标志，18年前，他的《唐山警世录》一书还原了1976年“7·28”唐山大地震漏报的历史真相。他告诉人们，在技术上，唐山大地震是可以预报的，并且唐山群测群防监测网的那些佼佼者，还曾经声嘶力竭地一次次告急，而且，青龙县几乎是在基于同一震情信息的基础上实现了临震预报，47万人“无一震亡”。

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还惦记着《唐山警世录》的修订再版……

11月22日，是美国人的感恩节。

正是在这一天，《唐山警世录》作者、唐山作家张庆洲先生因癌仙逝。

事情来得太突然，我完全没有思想准备。这些天，我一直在计划，准备明年3、5月去唐山看望庆洲，与他长谈。几个月前，我对他说，我们虽然交往多年，但还是缺一次深入的长谈。庆洲兄深以为然。其实，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相托。

当日，庆洲儿子用他父亲的微信，给我发过来他父亲去世的消息。噩耗传来，不胜悲痛！也遗憾终生！

（一）

张庆洲，这个名字，在中国地震危险区，尤其是那些已经发生了大地震的地区，恐怕是家喻户晓。中国是多地震国家，除开地震危险区，剩下的国土已经不多。

图片来自：秦四清等：《中国大陆某些地震区主震事件判识（Ⅰ）》图1，《地球物理学进》，2015年第6期

我与庆洲兄相识于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之后。

那个8级大震造成的惨烈伤亡，震惊了世界，也震醒了我。我明白了，防震减灾，尤其是防大震减少人员伤亡，再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只有死到临头，才知道此前的防震工作没有做好。（例如，唐山地区“防震领导小组”7名领导成员全部随24万人一起震亡；北川县“428名干部遇难”。）

随后，我读到了庆洲兄的《唐山警世录——7.28大地震漏报始末》一书，书中披露的大地震漏报细节令我吃惊不小。凭着多年制度研究养成的制度敏感性，我发现了中国地震预报制度的体制弊端及其严重危害。于是，我将弊端丛丛的地震预报制度纳入了我的“现实制度问题研究”之中，并且，义无返顾地开始了中国地震预报制度的研究工作。

在专家们的帮助下，我很快就找到了张庆洲先生，由他提供的资料史料令人惊愕：

唐山作家张庆洲耗时3年，采访了大量当事人，还原了1976年“7·28”唐山大地震漏报的历史真相。该书稿于2000年完成。当年，出版社“大样”已经出来，但却因为中国地震局发文件（中震办[2000]第343号）反对而没能出版。2004年，时任中国地震局局长的宋瑞祥看到了书稿，在建议作者改稿后为之作序，该书才得以面世。

的确，国家地震局1988年8月9日发布的《发布地震预报的规定》曾规定，“涉及地震短期和临震预报水平的宣传报道、写实的文艺创作，在发表前应征得国家或省级地震部门的同意”。不过，这一部门规定在国务院1998年12月17日颁布的《地震预报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55号）中被删除。显然，国家地震局在国务院条例颁布1年后粗暴干预《唐山警世录》一书出版，缺乏法律依据。（现代社会的基本法则：法律没有授权、规定的，政府及其官员不可为之。）

2005年，《唐山警世录》首发于《报告文学》5月号增刊；2006年1月，上海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印数两万册。尽管该书引起海内外关注，主流媒体也没有缺席（如《人民日报》予以报道且评价很高），但有关方面和有关部门还是执意将其封禁。当时，尚未发货的一万册被“封存”。

当年7月，“封杀事件”被香港媒体曝光；8月，香港星克尔公司出版《唐山警世录》繁体中文版。[1]

今天我知道，这种“封杀事件”是“封闭型地震预报制度”的产物，而随着互联网越来越发达，以及我们社会进步，这种“封杀事件”再难重现。事实上，“封存”的结果，是使更多人阅读了这本书，也让更多人了解到“唐山大地震漏报真相”。

对我的研究来说，庆洲兄的《唐山警世录》就是“开山斧”。没有他提供的史料细节，便没有我的《大地震临震预报的曙光》一书。

人民出版社没有缺席地震领域的两个重大事件

（二）

因为没有没有临震预报，7.8级大地震震中位于唐山市区，后果非常严重：“（它）造成24.2万多人死亡，16.4万多人重伤，7200多户绝户，3800多人截瘫，4000多儿童成了孤儿”[2]。

张庆洲是唐山作家。1976年，庆洲兄还是一个“文艺青年”。7月27日（大震前一天），因为去天津送短篇小说稿，幸运地躲过一劫。震后两天，他顺着两条铁道线一步步、一拐拐地从天津走回尸横遍野的唐山，回到了一片废墟的家。母亲告诉他，他的挚爱他的大姐和她的孩子震亡。

从此，无论走到哪里，“只要看见和大姐长相相似的齐耳短发的漂亮女人，我的目光总要追逐着人家，一直追逐到很远很远……”[3]。

对“唐山大地震”刻骨铭心地痛，伴随庆洲终生，尤其是，当他得知，在技术上，唐山大地震是可以预报的，并且唐山群测群防监测网的那些佼佼者，还曾经声嘶力竭地一次次告急，而且，青龙县几乎是在基于同一震情信息的基础上实现了临震预报，从此（2000年），他就再也没有放弃过。

2005年，在煎熬5年后，《唐山警世录》终于首次发表。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让《唐山警世录》走进了千家万户。

作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庆洲兄创作了众多文学作品，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地震和唐山地震题材。他的邮箱名是“ts1976728”，他的手机尾号是“1976”，足见“唐山大地震”在庆洲兄心中的份量。

（三）

唐山大地震32年后，震级更大的汶川8级地震爆发，虽然震中区人口密度并不高，但仍然有超过8万人震亡。一再发生大地震漏报，伤亡人数接近甚至超过50万人（依官方不完全统计汶川、玉树、芦山和鲁甸4个地震伤亡人数），这令庆洲兄深深不安。

汶川大震后，庆洲的创造主题紧扣防震减灾。他多次对我谈到，哪怕多一个人看到他的作品，多一个人因此而受益，并能够在未来大震中幸存且避免伤残，他都会感到欣慰。

2009年1月，他出版了小说《红轮椅：谨献给大地震的幸存者》（花城出版社）。3月，他给我快递过来该书的签名本。

《红轮椅》的视角是大地震的伤残截瘫人群，这缘于唐山大地震造成了3800多人截瘫，而本来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可以避免截瘫遭遇的。

我读完《红轮椅》后给庆洲兄写下了如下文字：

庆洲：

您好！

昨天晚上，我看完了你的《红轮椅》。当我合上那红色的封面，时钟正好12点。

我鼻子酸酸的，好像有泪，但最后泪水没有流下来——这就是我看完最后一页的真实感受。

……

如你所言，《红轮椅》是“第一部描写地震截瘫人群的小说，第一部描写当代无性婚姻的小说”。这是一个相当好的题材，而且你也相当出色的达到了你的目的——你为我们讲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故事。开卷之前，我已有所期待，放下小说，我久久难以入眠，小说里的人物一个个在我眼前晃动。小说结尾处理得非常好，江心平毅然离开了周小凡，将小说的意境大大提高——现实就是如此残酷。如果将小说改编成电视剧，那一定能够热播。你的小说叙述问题的深度，刚好可以改编为剧本。

……

（四）

2015年10月25日，为了向庆洲讨要他的《〈唐山警世录〉背后》一文的准确出处，我给他写了下面这封信：

庆洲兄：您好！

久没联系，近来可好？

我的书稿第7稿还剩下最后一章，快要大功告成。所有的理论问题都已经解决。这一稿质量大为提升，并已形成理论体系。我想，只要不耍……、弄……，我的理论，主流地震学界“用理论”是驳不倒了。完稿后，我就要想办法对付……了。不过，现在看来正式出版的概率较大。

完稿后（约有35万字），我会发一个副本给你先睹为快。

……

庆洲兄回信说：

明年是唐山大地震40周年，祈盼大作早日出版，告慰数以十万计无辜横死的冤魂……

告慰冤魂、关怀生者（幸存者），寄希望于大地震临震预报预警减灾救人，这便是庆洲兄这一时期的主题，也是我们共同讨论的主题。

2015年12月5日，我的《求解地震预报的制度困局》书稿第七稿完成。在发给几位地震地质科学家的同时，我也发了庆洲兄。

他阅后回信说：

尚勇好！

大作匆匆拜读了，刚读完，头昏脑涨的。

本应细细研读的，可出版社编辑等着看《幸存者说》，实在是着急了（但不一定出版）。（即《幸存者说：唐山警世录续篇》）

我觉得，《大地震临震预报的曙光》提出了一个中国地震界，乃至决策者无法绕过去的大课题，并且从根本上给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如何走出“制度困局”。本来，在正常的语境下，出版社应该出版，中国地震局应该好好研究。因为，我国是一个多地震的国家，下一次大地震的脚步声越来越近。很遗憾，弄得我们还跟做贼似的。

你的谨慎是对的，可能和我当年出《唐山警世录》一样。

但我坚信，你的这部书一定会出版，为什么？一个病人不可能永远讳疾忌医。一剂良药就在这摆着，宁可一天天等死不成？何况不是一个人，而是成千上万的鲜活的生命！

这部书改变的，可能不仅仅是地震预测制度困局，还令人联想到其他的制度困局……

随后半年、一年、一年半、两年，我与庆洲兄都在讨论该书的出版之艰难。

2016年5月12日，我的书稿第8稿完成。随后，我将书稿定稿情况写信告诉了他：

庆洲兄：您好！

用了半年时间，我完成了书稿第8稿，并且算是定稿了。

这一稿，受益于几位地震地质科学家的帮助，我重点修订了书稿中的有关历史细节。

由于我拿到的史料比较多，而且有些当事人对同一事件的观点冲突（这反映了你说的“水太深”），所以，我采取了一个策略，即保留基本事实，舍弃有冲突的细节，尽可能地还原历史真相。由于我这些年接触了太多的资料，有些分辨力（知道谁在说假话——非常遗憾，实际上，有些重要当事人，因为不同原因，都说了些假话），最后成稿，即我的历史描述，基本上各方都能够接受。更重要的是，这样做，无损于历史真相，无损于基本事实，并且，由你确定的唐山大地震漏报的基本性质，再次得到确认。

正因为我厘清了历史真相，所以我可以对你说，你的《唐山警世录》堪当“一份弥足珍贵的历史史料”的评价（当时人民日报的评价）。将来，只需要修改个别无足轻重的细节，就可以再版。

再次感谢你，为我国的地震预报史、也为我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历史细节！没有你的《唐山警世录》，就没有我的《求解地震预报的制度困局》一书！

书稿第8稿正好在5.12那天完成，我有感而发，写了点东西，发在财新网，你可以去看看：《纪念“5.12”汶川大地震10周年》。

最近这些天，我就是寻找出版社，谋求正式出版。不过，太困难。你与出版社编辑打交道比较多，帮我看看，有没有可能为这本书找到一个好编辑。拜托！

如果不行，我准备先出版中文繁体版，或者非中文语种版本，比如英文、日文版。你说呢？

随后，庆洲几次来信说：

这部书无疑倾注了你大量的心血，称你为严谨的学者不过分。

当下，逆淘汰相当严重，我不得不说出版很难。

……

好朋友就得如实相告。当下情形不乐观，但不会永远这样。我以为我们的书稿是对社会公众有益的，是真正的“正能量”，出版只是时间问题。我们已经尽力了，这不是我们的悲哀。

我也在寻找更好的途径，一旦有出版意向的出版社或出版商，我会马上告诉你的。

（五）

2016年6月5日，庆洲兄来信说：

唐山大地震40周年了，我写了本《幸存者说》。以1976年7月28日3时42分为界，《唐山警世录》叙述之前，《幸存者说》叙述之后，唐山地震血的教训必须总结出来。这样就完整了，以我的视角叙述唐山大地震全貌。第一家出版社想出版，但重大题材必须上报；第二家出版社还想出版，还必须上报；第三家还是如此。我不埋怨朋友们，他们的确为难。但是，我国是个多地震的国家，应该给更多的人们一个交代，一旦地震来临，我们应该汲取什么教训，唐山人不能白死。最后，一家杂志……。7月份刊发，在没有节外生枝的情况下刊发。

一个月后，《幸存者说：唐山警世录续篇》由《中国报告文学》（2016年7月号）刊发。庆洲兄很快寄过来“签名本”。

我花了几天时间读了这个“唐山警世录续篇”，并给他写信：

庆洲兄：您好！

我刚刚看完了你的《幸存者说》，很有感触，准备写一篇书评，题目就叫《防震减灾的又一部力作——〈幸存者说〉书评》。书评的主题就是“防震减灾”，准备作为唐山大地震40周年的纪念文章发表。

本来，我的书稿首次全面揭示了唐山大地震漏报的技术和制度原因（其中的技术原因，地震界40年也没有真正搞清楚，包括***、***等当事的科学家在内），我应该在40周年纪念日公布这一研究成果，这应该是对这场大劫难最好的纪念。但是，因为目前书稿的出版还不明朗，我暂时不方便提前披露这一研究内容。当然，如果香港那边有进展，我将择机公布。

这样一来，我就想为纪念日另外写一篇纪念文章，而你的大作正是好题材。既为你呐喊，也为公众（非官方）防震减灾出力。（关于你的大作，我想对你说的话都在该文内，就请以后看书评吧。）

随后，在唐山大地震40周年纪念日，我将为庆洲兄《幸存者说》写的书评《唐山大地震的深刻教训：防震！减灾！》发在了财新网。

2018年5月，签订出版合同一年多以后，《大地震临震预报的曙光》一书出版再次面临险局。无奈之下，在汶川大地震10周年纪念日前夕，我只能将上述书评发在我的微信公众号：李尚勇：《唐山大地震的深刻教训：防震！减灾！——读张庆洲《幸存者说》有感》。

*                 *                 *

因为该书评以“防震减灾”为主题，我曾将其投稿给了几家期刊报纸，但最终没有刊物接受，为什么？因为，在“极端封闭的地震预报体制”条件下，出版界“心有余悸”。看看他们同行的一次遭遇吧：

2013年“4·20”四川芦山7.0级地震后第5天，《重庆青年报》将本书第6稿前3章的“史料”部分改写成《从邢台到雅安——中国地震预测预报47年简史》[4]，在“雅安地震特别报道”专题下，用4个整版加2个1/3版的超大版面发表。

在地震预报体制改革坚冰难以打破的情况下，《重庆青年报》的这一“壮举”，客观上为推进封闭型地震预报制度改革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但因为体制格局依旧，《重庆青年报》随后便受到了来自“有关部门”的巨大压力。有所谓“阅评员”在“阅”过《简史》后“评论”说，该报的上述专题报道“形成了舆论误导”。

为了辩明是非，《重庆青年报》收集历史资料撰写了“答辩报告”送有关部门。为了帮助该报“过关”，笔者撰文《我国地震预报的辉煌和尴尬历史岂能抹掉？》[5]，送“有关方面”澄清事实。该文一方面用史料数据正面回答了“阅评员”有关“《简史》来源于小说、网络和民间传说，与事实严重不符”的指责；另一方面，说明了笔者通过人民日报《内参》报送中央领导参阅的《改革封闭型地震预报制度》[6]一文的写作由来，并附上了原始文稿（该文稿由“中国改革网”发布在我的专栏里[7]）。

如此这般的折腾以后，《重庆青年报》总算“过关”了。

但笔者没想到的是，该报的当事副主编没能“过关”。本书第8稿完成后，笔者联系这位副主编方才得知，因为策划《47年简史》，他背了一个“处分”。他现在“已离开媒体，自主进行互联网创业”。

笔者心有不安，这位有担当的媒体人付出的代价太大。

（六）

我的书稿杀青后，花了近一年时间，在国内、香港和台湾的出版社走了一大圈，但本书份量太重（太叛逆），始终没人敢出版或者愿意出版。最后，朋友介绍了人民出版社学术编辑部主任，正式出版之门终于打开了。

这是有责任有担当的编辑和他的出版社，我对他们充满了感激之情。那些对本书寄予厚望的地震地质科学家得知消息后，直呼“太好了！太不容易了！”不在圈内，你不知道这有多难。然而，出版之路仍然艰难险阻。最后，为了减少阻力，我只能舍去了整个第七章。

2018年5月11日，我打电话给庆洲兄，告诉他出版进程和删除第七章的情况。他非常赞成我的策略，并强调“出版是第一要务”。

也就是这个电话，庆洲兄告诉我，基于进一步的深入采访和原始资料收集，他从2016年开始的《唐山警世录》修订再版工作，现在有了重要进展。他计划以 “7·28”唐山大地震发生时刻为界，将再版的《唐山警世录》分为上下两卷，以他的视角叙述唐山大地震的全貌。上卷为“唐山大地震漏报始末”，再现“唐山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向毁灭的”；下卷“幸存者说”从大地震爆发开始写起，他要告诉人们“悲剧不仅仅是地震直接造成的，更多的是人类本身的恐惧、茫然、无措，以及不能恰当有效的自救和互救造成的”。他说，对于上卷，他有“重要补遗”，比如，唐山大地震震级和伤亡人数的疑幕、唐山主要群测点短临预测的具体方法和预测过程、等等。他认为，“这几个‘重要补遗’对于中国灾害史甚至世界灾害史来说，都是相当重要的问题”。

鉴于国内出版难度太大，庆洲兄准备先去香港出版界寻找机会，并认定了一家很有学术出版名气的出版社。（我正好曾经查询考察过这家出版社，并与他们打过交道，后来便把编辑部的联系方式告诉了他。遗憾的是，他们没有达成出版共识。）

我宽慰庆洲说：我们的社会正在进步，若我的书最终能够正式出版，那你的《唐山警世录》也有修订再版的一天。

（七）

2018年6月4日，出版编辑传来消息，《大地震临震预报的曙光》通过国家出版总署的审查，拿到了书号和CIP。我当即打电话告诉庆洲这个好消息。

我们讨论了本书出版后应该怎么做。我们的结论是：最重要的还是要想办法，促进地震局改进制度，搞试点，抓住大地震，临震预报预警，救人。庆洲说，“咱们的终极目的是‘人的生命高于一切’”。

拿到书号后，原来预计6月底7月初可以正式出版上市，但到了9月底仍然没有消息，于是，9月30日，庆洲兄打电话过来询问。后来我知道，他此时已经重病在身，离他的生命终点不到两个月了！在这次长达45分钟通话的最后，他有一句话，轻描淡写地提到他“有一段住院”。我当时也没在意。

我们这次谈话的重点还是唐山大地震的一些历史细节。最后，庆洲告诉我，他放弃《唐山警世录》分上下两卷出版的计划，还是准备单独出《唐山警世录》的修订再版。我表示赞成，因为《唐山警世录》已经是人类地震预报史上的一个特定事件和标志。

10月15日，《大地震临震预报的曙光》正式出版上市。我通知庆洲兄，要他给我地址，我好快递书给他。

10月23日下午，我从体育馆游泳出来，看见来自庆洲兄的一个未接来电，便给他打过去。原来，他刚收到我的书（因他住院治疗，故很迟才拿到书），正拿在手里，感叹封面设计“庄重、大气、有份量”。随后，我们谈起“眼下要做的一些重要事情”。但我明显感觉，他说话口齿不清，难以分辨。我误以为信号传输有点问题。实际上，他10月5日已经病重病危住院，只不过，他只字未提。（他儿子后来告诉我，他那时已经很虚弱了。）

因为分辨他的话语有些困难，我当天便录下了我们的通话，想静下来用耳机仔细听。但奇怪的是，等我后来去整理录音文件时，发现这天的录音只有我们俩的最后一句对话：庆洲，我要上公交车了，有些嘈杂听不清楚，要不我们等会儿再联系。/好、好，好的。/再见！/好，再见！

没有想到，这便是我与庆洲兄的最后一次通话。

回家看微信，庆洲有一个留言：“大作收到！高兴！待细细研读。”

此后，我忙于写作有关“解读”文章，并不时通过微信将文章发给他。这期间，差不多一个月没有他的任何消息。我将其理解为，他在“细细研读”。

一直到11月22日晚，庆洲儿子用他父亲的微信，给我发过来他父亲去世的噩耗，我才知道，他的“失联”是因为病重病危。

我整个人都蒙了……他的话在我的脑海中回荡：

庆洲兄，我们的心是相通的，你所祈盼的，也是我要努力的。

2018年12月1日于钟山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