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尚勇（现实制度问题研究者、独立学者、两部“制度困局”作者）

【导读】一个社会只要有市场，劳动力价值规律就一定会发挥作用，并且，劳动力价值永远都只能是“由生产再生产劳动力（即所有家庭成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所决定”。既然妻子有了工资收入，那丈夫的工资也就必然会历史性地减少一半。但家庭收入（工资）总量不变，它还是等于“家庭成员（丈夫妻子儿女）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格”，只不过，它需要丈夫妻子都有工资才能平衡家庭收支。在未成年孩子（尤其是儿童和少年）最需要家庭照料和教育的成长阶段，年轻母亲被迫全职工作后，只能将孩子交给上一辈老人照料，这对孩子的习惯、品德和人格形成极为不利。中国社会育儿机制存在的这一重大弊端和隐患，使得大量孩子有养无教或少教，这成为中国教育乃至中国社会的重大隐患。

（一）

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应该是能够解释社会经济中的一般经济现象的。本文就是用经济学基本原理，从社会经济演变过程出发，解释中国社会大量存在的丈夫工资不够养家这个突出的经济现象。那些比例很低的富裕丈夫的“钱”并不属于工资范畴，故不在此列。

在农耕社会，丈夫在外承担农耕活计，妻子在家相夫教子。相，即辅助、辅佐。所谓“相夫”就是辅助和辅佐丈夫的事业，照顾家人（上有老、下有小）的生活。农耕社会“丈夫的事业”就是为自己家庭提供吃穿住行的一切费用（包括实物），所以，在普通家庭，妻子的“相夫”也就包含了女织、饲养家禽家畜和家务劳动等在内。这便是人们熟知的农耕社会的“男耕女织”景象。显然，在农耕社会，家庭（外来）收入主要由丈夫提供，这也成为“父系社会”及其基本特征（世系从父、夫为核心）的经济基础。

在工业社会，丈夫成为劳动力（或雇员）。按照古典经济学的观点，劳动力的价值（俗称工资）是“由生产再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的”。 经济学理论称为“劳动力价值规律”。通俗地说便是，劳动者的工资是“由养家糊口所需要的费用决定的”。

图片来自：视觉中国（苏唯）

例如，亚当·斯密认为，“劳动工资有一定标准，在相当长的期间内，即使最低级劳动者的普通工资，似也不能减到这一标准之下”，即在大多数场合，需要靠劳动过活的人，其工资要超过其维持自身生活的程度，“否则劳动者就不能赡养家室而传宗接代了”。[1]

大卫·李嘉图说得很简洁，工资的多少决定于工人及其家属为维持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价格）。[2]

卡尔·马克思说得全面具体，并谈到了工资的历史性演变：“劳动力的价值不只是决定于维持成年工人个人所必需的劳动时间（该劳动时间生产工人个人必需的生活资料），而且决定于维持工人家庭所必需的劳动时间”。然而，“机器把工人家庭的全体成员都抛到劳动（力）市场上，就（是）把男劳动力的价值分到他全家人身上了”。[3]

这就是说，在原始市场经济条件下，本来，劳动力的价值决定于“生产再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即劳动者的工资可以养活自己和妻子儿女，但是，由于机器的使用，劳动变得容易而且省力，所以“妻子儿女”也能够胜任，妻子便成为女工，儿女成为童工。这样一来，“机器使劳动力贬值了”[4]。原来丈夫的工资可以养活自己和妻子儿女，现在，既然妻子儿女都有一份工资，不再需要丈夫父亲养活，那么，老板雇佣丈夫就只需要支付能够维持他自己一个人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格（工资）就可以了。整个社会的一般工资标准也就由此决定了。

至此，由古典经济学家所阐述的“劳动力价值规律”并没有被改变，劳动力价值还是“由生产再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所决定”，不过，它的实现形式却发生了深刻变化。起初，劳动力价值体现为丈夫的工资，但在工业革命后，却体现为丈夫、妻子再加上儿女的工资。“机器使劳动力贬值了”。

当然，这里说的是原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般情况。

1929—1933年全球经济危机以后，尤其是二战以后，世界主要国家的市场经济分别逐步向现代市场经济变革，其中，雇主与雇工（即老板与员工、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关系（主要包括工资、福利、劳动保护）受到国家（法律）的强力干预和调节，从而发生了有利于劳动者的变化。这些变化主要有：（1）废除童工。（2）大幅度提高劳动者的工资、福利待遇；例如，在美国雇一个工人的工资在中国可以雇几十个工人。（3）妇女工作的比例下降；有部分妻子为了照顾未成年孩子，全部或部分退回家庭，有的母亲等孩子半大或成年后再重新工作。

（二）

在前工业社会，比如，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的一般工资水平大抵还是以丈夫一人工作便养家糊口为标准。不过，“五四运动”以后兴起的“妇女解放运动”，对中国社会后来的一般工资水平影响深远。

“妇女解放”是20世纪初“反封建”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妇女挣脱羁绊，走出家庭，出演了一部部可歌可泣的人生活剧。不过，对整个社会而言，在20世纪上半期，妇女的社会角色更多的还是辅佐丈夫、照顾家人（相夫教子）。

建国初期，部分因为劳动力短缺，但主要还是因为有效利用妇女劳动能力的需要，“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由官方主导而“响彻大江南北”。通过若干年的推进，尤其是人民公社体制的建立和农村“集体劳动”方式的确立，使得妇女更容易、更便捷地参与社会劳动。农村妇女拿上一把锄头，就可以“出工”挣“工分”。“妇女半边天”的观念，包括劳动“顶半边天”，工资或劳动报酬也“与男人分一半”的观念逐渐成为中国社会主流。

从此，理论上要求“男女同工同酬”，但实际上“男女同工但不一定同酬”的男女劳动力供求格局就此确立。当然，在体制内，“男女同工同酬”执行得比较到位，这也形成并决定了家庭收入由夫妻二人工资构成的一般收入模式。历史数据和现实状况均显示，这个一般收入模式影响甚至决定着整个社会家庭收入的构成。

例如，1952、1978、1990年，中国体制内“全国职工平均月工资”分别为37.08元、51.25元、178.33元。[5]若剔除高工资，那低段的比如起步工资，就只有平均工资的一半。例如，作为“青工”，笔者在1978年前后的月工资也就24元左右。按当时的物价，这一工资水平只够劳动者“糊口”，而不能“养家”，所以，即使是体制内的家庭，也需要丈夫妻子都有工资才能应付家庭的日常开支。当年，那些单职工家庭，比如妻子在农村的职工，一般都是“困难户”，需要“吃工会（补助）”。

1978年启动了中国的市场化改革，随着计划经济的式微，市场经济的一些基本规律开始在经济领域发挥作用。在这个背景下，劳动力价值规律开始重返中国经济领域。但是，这一次，劳动力价值不再以“丈夫工资”的形式去实现，即不再表现为“家庭收入＝丈夫工资”，而是直接借鉴体制内的“一般家庭收入模式”，一开始便表现为“家庭收入＝丈夫工资＋妻子工资”。当年，妇女参加社会劳动已经是普遍现象，而且，整个社会已经形成了“妇女半边天”的观念。既然妻子自己有一份工资，那雇主（包括政府、社会机构、企业和个体老板）支付丈夫（男人）的工资也就不再考虑他妻子的生活需要了。中国社会的一般工资模式也由此定型。

因此，在今天的中国，一般工资（男女劳动者的工资）的多少决定于劳动者本人（或丈夫或妻子）及其子女为维持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格。而“劳动力价值规律”则通过“家庭劳动力”，即丈夫和妻子都成为社会劳动力去实现。

从此，在中国这个市场化的经济中，丈夫的工资注定了不够养家。

（三）

当今中国社会极为独特且最为壮观的景象是，一个庞大的老人群体照管着同样庞大的孙辈子女群体。去任何一个幼儿园或小学校门口都可以看到，在那些等待接孩子的人群中，很少有年轻父母的身影。

如今工薪阶层的丈夫“历史性”地不能养家糊口，必须要妻子也出去工作才能平衡家庭收支。但这样一来，年轻父母（尤其是年轻母亲）便忙得没有时间陪伴并照料幼小的孩子，他们年迈的父母不得不“历史性”地承担起照料孙辈的责任，疲于奔命，心力交瘁。两年前，笔者去看望我的小学老师。两位老人已经带大了孙子，现在正带着不到2岁的重孙。老人见到我说，累！就盼孩子（重孙）他奶奶快些退休来接替。五六十岁尚且精疲力竭，八九十岁的老人，没有累趴下，已经是烧高香了！

另一方面，幼儿缺少母慈父爱，变得心理脆弱。笔者亲眼所见，孙子黏在爷爷身上看动画片，小脸贴着爷爷的脸，并把爷爷的手指放进他的小嘴里轻轻地咬着，久久不愿分离。这应该就是心理学所谓“亲情焦虑”的典型表现。父母长时间加班都成了常态，这孩子几天都难见父母一面，让人心怜。这还是“欢乐童年”、“幸福家庭”吗？

在农村，农民（包括夫妻二人）种地不能养家糊口，于是，数以亿计的农业劳动力外出打工，成为所谓的“农民工”（这个不伦不类的名词反映的主要特征是“没有社会保障”）。由此造成的数以千万计“留守儿童”的问题，比城市幼儿缺少亲情的问题要大得多。

根据国家统计局和联合国有关机构的数据，中国有“流动儿童3426 万人，留守儿童6877万人（农村4051万人、城镇2826万人），受人口流动影响的儿童总数合计1.03亿人，占中国儿童总人口的38%”。[6]

对一个民族来说，这样人为造成的家庭残缺不完整，而且比例很大，这恐怕对未来社会严重不利。

教育学和心理学的基础理论告诉我们，由父母为主的家庭教育对于未成年孩子（尤其是儿童和少年）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从根本上说，人是“社会性动物”，而这种“社会性”，尤其是那些优良品行，往往需要从父母那里获得。但如今，甚至在体制内、主流社会都普遍出现了妻子母亲的家庭角色错位，孩子缺少甚至缺乏亲情慈爱，缺少父母立规矩调教，缺乏父母日日照料督促，他们应有的（或良好的）学习习惯、起码的（或高尚的）品德、少缺陷的（或完整的）人格（健康心理）等等人生必须具备的基本素养如何能够形成？

搞不好，很大比例的孩子可能会因此而出现性格缺陷，甚至成为“问题少年”。

所谓家庭教养，既有养，也有教，而且教重于养。今天的社会现实是，社会的育儿机制明显存在重大弊端和隐患，大量孩子有养无教或少教，这成为中国教育乃至中国社会的重大隐患。未来社会必定会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事实上，这种社会代价已经出现，有些还是相当极端的典型个案。

中小学老师对缺少父母管教、约束的这类学生群体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叫做“放牛班”。当一个社会普遍出现“象放牛一样养孩子”的社会问题时，这个社会就需要反思其制度、机制层面的问题。

常言道，少年强，则民族强。那少年“残”、“缺”呢？

（四）

在现实中，一个社会只要有市场（是不是市场经济制度不重要），劳动力价值规律就一定会发挥作用，并且，劳动力价值永远都只能是“由生产再生产劳动力（即所有家庭成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所决定”。既然妻子有了工资收入，那丈夫的工资也就必然会历史性地减少一半。当然，家庭收入（工资）总量不变，它还是等于“家庭成员（丈夫妻子儿女）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格”，只不过，它需要丈夫妻子都有工资才能平衡家庭收支。

规律、经济规律，总是客观的、不可动摇的。只要基础经济条件不改变，在这里就是丈夫妻子都全职工作这一社会一般情况不改变，这一规律的实现形式也就不可改变。正象价值规律会通过价格上下波动强制地为自己开辟道路一样，劳动力价值规律在中国社会也会通过家庭工资收入（即丈夫与妻子工资之和）的上下波动强制地为自己开辟道路。

人们肯定想不到，“妇女能顶半边天”就这么历史性地给国人开了这么大一个玩笑！

不过，人们更想不到的是，“妇女被迫顶起半边天”这个看似天经地义的事情，早已受到质疑并可能出现转机（部分国家已部分有所改善），尽管它目前主要还仅仅局限于理论上和学术界。

首先是有相关数据问世。上世纪末，开始有研究者对妇女没有被支付薪水的劳动进行估价。联合国一研究机构认为，所有妇女“（每年）没有被支付薪水的抚育劳动”有11万亿美元之多。“这大约是全世界整个经济活动量1/3的比重”。[7]

《廉价的代价》一书作者写到，“生育劳动，即关怀、养育和培养人类的工作”，“基本上没有报酬”；“如果没有（这样）无偿的工作，尤其是（对家庭成员的）照料工作，有薪工作可能就太贵了”。

该书作者认为，市场化经济塑造了家庭，因为“家庭更适合从事资本主义生态（指市场化经济）中的照料工作”。他们将其称为“大驯化”，也就是“驯化”出“由丈夫、妻子和孩子组成的核心家庭”。这种“驯化”的目标是要“将妇女的身体转化为合法的生育体”，并且还要使其抚育劳动“不计报酬”，以维持丈夫的低工资、家庭的低收入，从而维持劳动力低价以及社会经济成本低廉，最终目的当然是获得超额利润。这种“驯化”所用手段包括（但不限于）“监狱、学校、诊所、精神病院以及（家庭）暴力和（性）羞辱”。“家庭的暴力教育是通过法律，尤其是财产法来执行的”。这里说的是，通过剥夺妇女的财产继承权，使其依附于丈夫，使其“想不到”抚育劳动还应该有报酬。

例如，英国人当初“创造了‘妇女’这一法律范畴，并将她们限制在家庭这一生育劳动‘作坊’里”，而“当时，人们（亦）普遍认为家务劳动不属于有偿工作领域，是女性对男性的服务，类似于大自然提供的免费赠品”。[8]

其实，一直到今天，在这个世界上，人们依然普遍认为家务劳动（包括抚育劳动、照料劳动）不属于有偿劳动，社会也不需要为此支付报酬。

然而，当人们提出这个问题以后，家务劳动（尤其是妇女的抚育劳动）得不到社会报酬，便变得荒谬起来——尽管人们还只是耸耸肩、摇摇头而已。

 2018年4~6月于钟山斋

（纸质媒体刊用，需要作者授权）